二机部是搞原子能的。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创于50 年代初。当时，美国依仗手中的，多次对我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尽快掌握国防尖端技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毛主席、党中央恰当地估计了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科研基础，于1955 年1 月毅然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的决策。周总理亲自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具体业务由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统筹和管理。

  1956 年4 月，周总理对我说，要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出来加强地质战线。我思考了两天，毛遂自荐，对总理说就把我调出来吧。当时才受军衔，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总理说你能出来吗？我说总干部部有人。总理说要请示主席。不久，周总理告诉我，主席有新的考虑，要成立原子能委员会。

  但后来总理又找了刘杰等同志征求对机构设置的意见，认为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势必还要设立办事机构，增加层次，因此还是成立原子能事业部好。周总理在1956 年7 月向中央作的《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主席同意总理的意见。1956 年11 月正式提交一届人大常委会议通过，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2 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一机部搞民用，段君毅的部长；二机部搞军工，赵尔陆的部长；三机部搞，让我当部长。搞的，在苏联叫中型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斯拉夫斯基。那时三机部机关没有几个人，副部长是刘杰、刘伟、雷荣天、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袁成隆。主要抓队伍组建，抓地质找矿，抓科研基地建设。

  地质找矿和科学研究是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两个根本环节，毛主席曾不止一次亲自关心和指示过，成立三机部后进一步推进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地质方面，开始是中苏合营，双方各派两人组成中苏委员会，第一轮主席是刘杰，委员是高之林。高之杖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地质专家，在创建铀矿地质事业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后来随着我们国家原子能事业的发展，经中苏两国政府商定，由中苏合营改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中国自主经营。雷荣天同志主持，在山西、四川、辽宁、江西，连同先前在湖南、新疆共建立了六个区域性地质勘察队，覆盖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我任部长后用很大精力抓地质工作，几乎所有搞铀矿地质勘探的地方都去过。当时，我年纪还不大，不到五十岁，不论冬夏，都与干部、工人一起住帐篷，同吃同住，并且向他们学习地质找矿知识。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经常出没于深山密林，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但是广大地质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清楚自己是为建立和发展祖国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发现了大批放射性异常点，经过揭露勘探和工业评价，于1958 年正式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

  科研方面，当时主要抓紧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建设，由刘伟同志主持，在北京西南郊坨里，1956 年5 月开工，1958 年7 月建成。为了争取时间，充分掌握这一堆一器技术和加快建设进度，我曾与刘杰等同志一起讨论决定，反应堆、加速器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检修人员，应参加设施安装工作；研究所以甲方身份参加基建活动的人员，可以不参加当时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

  1958 年9 月27 日一堆一器正式移交使用，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移交典礼，中央很重视，陈毅副总理剪彩，聂帅和郭沫若讲线 多人。从此，我们有了一个综合性的原子能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基地。该基地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仍属中科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钱三强任所长。该基地汇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赵忠尧、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朱光亚等著名核科学家，以及的儿子刘允斌、彭湃的儿子彭士禄、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都在这里工作。这个基地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对于原子能科技骨干的培养，起到了“老母鸡”的作用。

  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初期，我们的方针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从1955 年到1958 年，在核科学技术和核工业领域，中苏两国政府前后共签订了6 个协定，这中间还包括两个地质协定、一个科研协定、两个工业协定、一个武器协定。但是，苏联的援助是有限的，特别在核动力和核武器研制方面，一开始不是托辞拒绝就是明确不给。说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无须大家都来搞。”1956 年赫鲁晓夫上台大反斯大林，结果在全球范围掀起反苏的高潮，我们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提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既分析了斯大林错误的性质和根源，又反击了帝国主义反苏的恶浪。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为了换取我们的支持，对援助我国防尖端技术才表现有所松动。我们不失时机地通过当时苏联驻中国的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

  1957 年7 月，我驻苏大使刘晓报告国内，苏联要我们派代表团去商谈、P2 导弹技术援助问题。阿尔希波夫也受权正式向我宣布，苏联政府同意我们派代表团前去谈判。中央决定由同志任团长，我和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刘杰、李强、万毅、钱学森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与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进行了谈判。我和刘杰专门谈方面的问题。我们九月份去的，谈了个初步结果，派我回来汇报。刘晓对我讲，你回去向主席汇报，说赫鲁晓夫有困难，想请毛主席去莫斯科，使馆倾向于接受赫的要求，请主席来。此时恰逢国庆，我一下飞机，毛主席就把我叫到钓鱼台12 号楼，周总理、小平、富春等同志都在场。

  我汇报了两个内容：一是谈判的初步成果，二是大使馆倾向于毛主席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访问苏联的意见。我还谈了搞，一要找铀矿；二要建反应堆；三是搞浓缩铀厂，这种工厂很费电，苏联明确讲他们有部分用过的生产浓缩铀设备能卖给我们；四要铀水冶厂；五要搞从四氟化铀到的转化厂；六还要搞个锂厂，以后搞氢弹需要锂，苏联表示可以给我们一个锂厂。至于导弹方面，苏联答应给我们P2，这是陈赓他们谈的，我只看了模型。主席听了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我谈的这些都可以。我即给驻苏使馆打电话，对聂帅讲，主席、中央同意我们的意见，可以准备签署协议。同时我说我就不回去了，但聂帅还是让我回去，于是我又回到了苏联。整个谈判进展比较顺利，前后历时35 天，于10 月15 日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两国政府协定，简称为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在上述莫斯科谈判中也谈到了工业援助方面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工业协定对一些项目的建设规模和进度未作具体规定，要进一步加以明确。当时苏方表示没有准备好，而我方也感到有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结果双方同意留待以后再谈。根据中国国情，原子能事业初创时期到底建多大规模为好？

  1956 年8 月，同苏联签订第一个工业协定提出的方案比较大，主要是浓缩铀工厂投资比较多，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较重的负担。遵照中央的精神，后经反复研究，在1957 年3 月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尽量缩小规模，减少投资，而又能保持最低限度的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出发，提出了一个规模小而门类全的新方案。这个方案投资比原方案减少了40％，比较切合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使战略需要与实际可能统一起来。以后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1958 年8 月，苏联政府派代表团来北京，我们就按照新方案同他们谈，于9 月29 日双方签订了第二个工业协定，作为对1956 年8 月协定的补充。这个协定对每个项目的规格规模和进度，以及苏方完成设计和设备供应的期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多数项目要求于1959 年和1960 年内完成。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我们进一步展开研制和工业建设的准备工作。1958 年1 月决定成立九局，这是二机部最重要的一个局，李觉任局长，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工作。在这之前，还成立了十四局，负责筹备反应堆、后处理厂建设，周秩任局长，局长就是将来的厂长；成立了十五局，负责筹备浓缩铀厂建设，王介福任局长，局长也是将来的厂长。当时的主要工作是选厂址。

  从1957 年上半年开始，选厂工作组跑了西北几个省，选了很多地方，最后陆续报经中央批准，浓缩铀厂定在甘肃兰州，反应堆、后处理厂定在甘肃酒泉，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青海海晏具。浓缩铀厂这个厂址原是航空工业部门准备建重型轰炸机厂的，工程建设的前期工作也慢慢的开始，因为很适合浓缩铀厂的工艺条件，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我们要，报经聂帅同意，他们也就忍痛割爱让给我们了，足见当时大家对建设原子能事业是多么的支持。

  工作展开以后，急需大批科学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我们向书记处、中央组织部要人。我曾兼过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但是从未进过组织部的大门，这次进去了，向安子文部长要人、要技术干部。中央很支持，为此专门发了三个通知。第一个通知是1956 年4 月，主要为原子能研究所和铀矿地质队伍抽调干部和工人，紧接着10 月又为建立三机部机关抽调了一批党政管理干部；第二个通知是1958 年9 月，主要为筹建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元件、核武器生产、铀水冶等5 个厂和3 个矿的建设抽调干部和工人；第三个通知是1960 年3 月，主要为了应付苏联可能要撤专家，我们要加速原子工业建设和加强研制力量，紧急抽调了一批高中级科技骨干人员。

  另外，为了适应原子能事业发展的急需，我们还采取“移花接木”的办法，通过教育部从苏联东欧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挑选一百多名，改学原子能科学技术专业；从国内各有关高等院校相近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选调二百多名，集中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兰州大学，改学原子能专业相关知识。以这几批学生为骨干迅速组成一支年轻的原子能科技队伍。

  同时，根据原子能事业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科学技术各门类，综合性特别强的特点，采取分头组建，成建制划拨的办法。如经中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与正在筹建的原子能研究所合并，将地质部铀地质队伍划归三机部，将冶金部铀矿冶厂矿划归二机部，从建工部划拨三个建筑公司、一个安装公司和一个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原子能工业设计施工队伍，从煤炭部调拨一个竖井队组成铀矿井队伍，将五机部五二三厂划归二机部从事原子能专用设备制造，等等，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原子能科技工业体系。

  制造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事业，我们选调人员在政治上、技术上的要求都是很高的。由组织、人事、保卫部门共同制定了原子能事业用人条件，凡调入二机部的人员，不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干部、工人，都要按照条件严格审查，而且由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领导亲自过问，层层把关，决不马虎，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这支队伍的良好素质。

  中央对原子能事业很重视，给我们开绿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都优先。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谨慎的。还在组建队伍初期，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强调事业特殊，保密严格，不太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盛气凌人，目无组织，我们就严肃批评了这种现象，反对特殊化，明确规定各单位的工作应向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请示汇报，也要同当地人民群众搞好关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遵纪守法，服从管理。我到广东韶关出差时，没有找地委书记而直接向地委的工业部长汇报情况，他们很看重，问题解决的很顺利。

  同时，我们重视职工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学习思想，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到地质队、矿山、建设工地，总是要讲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创建原子能事业的重要意义，当前的困难和将来的前景，希望我们大家克服困难，艰苦奋斗，为国争光，为民争气。并且要求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报、听广播。野外地质队的同志，身居深山老林，往往十天半个月看不到报纸，我提出每个队必须配一台收音机，保证每天能听到新闻广播，及时了解中央精神和国内外大事。

  1958 年搞，我们也受一定的影响，头脑发热，提出了“大家办原子能科学”、“全民办铀矿”的口号。这两个口号的推行，一方面动员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破除了人们对原子能的神秘感，促进了原子能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同时通过土法炼铀获得了重铀酸按150 余吨，为研制第一颗提供了铀原料，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大家办原子能科学”，要求一个省建一个反应椎和一台加速器，根本不可能。后来看着不行，又改成每个大区搞一堆一器，实际也不可能。“全民办铀矿”，特别是农民、生产队办的矿点，由于设备过于简陋，工艺技术落后，往往浪费资源，对环境造成污染，也不可取。当时我们心急，有些想法和做法不切合实际，曾经提出过如果苏联的样品交得早，1962 年就可以爆炸，后来证明不行。

  随后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有些同志热劲很大，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做革新改造，而且还很坚持。我和一些副部长认为，这要慎重。搞地质、盖楼房、一些辅助系统，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革新、改造，而反应堆、扩散机等工艺设计和设备，当时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可是，要求改的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游泳池去见毛主席。我汇报后，主席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 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

  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大家统一了思想，并且遵照主席指示精神正式作出了决定：对苏联的主工艺设计不准改，对苏联提供的仪器设施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任何改动，都要报经上级批准。而且明确了在建成投产一年半的时间内，这些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原子能事业是当代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之一，它的工艺和设备极其精密，极其复杂。当时我们在技术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尽快地把苏联技术学到手。我们提出了“边干边学，建成学会，苦干三年，基本掌握”的方针，要求科学技术人员加紧向苏联专家学习，并把学习苏联技术和中国的真实的情况结合起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对一些核心工程和关键技术抓住不放，“打破砂锅璺到底”，彻底弄明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现在看来，这条方针是对的。我们的技术人员，通过工程实践，边干边学，消化吸收，掌握了技术，提高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结合中国的真实的情况，还有所改进和独创，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在学习苏联技术，接受苏联援助方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是完全按照他们那一套程序和方法，按部就班去做，还是把他们的援助纳入我们自力更生的轨道，争取时间，加快速度，使我国的核工业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呢？我们在自己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向几百名苏联专家展开了宣传，让他们理解我们党的总路线，理解加快建设速度的重要意义。结果，大部分苏联专家被我们说服了，由同我们两股劲拧成了一股劲，加快了工程设计和建设进度。就这件事，我们向中央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一大段话，说“就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

  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主席的批示给了我们极大鼓舞，使我们更放手地做专家工作，增强彼此理解和感情交流。总的说我们同苏联专家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搞得比较好的。

  1958 年6、7 月间，苏联派三个搞核武器的专家来华考察和工作。先到青海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厂址，7 月15 日回北京做了报告，我和刘杰、袁成隆、钱三强、吴际霖、郭英会等都去听了。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初期工作是有荒的，起到了引路的作用，加快了研制进程，争取了一些时间。可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而且有的数据根本不对，苦了我们用两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反复计算才完全弄清楚。后来的研制工作，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人员，刻苦钻研，艰苦探索，反复实验，逐步过关，最后达到1964 年核爆炸试验成功。

  那次报告之后，我请这几位苏联专家在北京饭店吃了一顿饭，总顾问扎吉江也参加了。以后又请他们参观了一些机械厂和研究所，他们参观后说，没想到你们的工厂有这样的水平，我们对你们估计低了，你们的机械制造水平相当高。我们苏联有些厂子还不如你们。这些专家对我们是友好的，他们有的过去当过红军，后来才改学技术的。

  但是，过不多久，当我中央严正拒绝苏联提出旨在控制我国、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后，苏联对我们的态度就逐步恶化。原来答应1958 年11 月给我们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迟迟不予运来。我们一再催促，回答总是支支吾吾，以多种借口拖着不给。这时候按协议规定，派来一位搞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到我们核武器研究所帮助工作，但来了以后尽支使我们科学技术人员学外语，到无关紧要的工厂矿山实习，而自己整天躲在办公室看书，问他一些重要技术问题，什么也不说，我们称他是“哑吧和尚”。

  这时我们的工厂建设进展较快，科学技术人员陆续调集，研究队伍也已初具规模，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发展，我们想能不能争取苏联提早供给生产的技术资料，因为根据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只是答应先给教学模型和资料，但生产正式成品的技术资料需待裂变物质生产出后和制造成品的工厂建成后再给。我们趁苏联专家组长回国之际，托他向主管部门非正式地提出这个要求，看有无可能。结果他们也认为必要，但因为涉及协议的补充修改，须由政府正式提出。

  在我们正在组织代表团准备前去谈判时，1959 年6 月20 日苏共中央突然给我中央来信，借口他们正在日内瓦同美英等西方国家进行停止核试验谈判，正式提出原协议应给我们的模型和资料，推迟两年以后视国际形势发展再定。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赫鲁晓夫将要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党组连续开了几次会，认真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完全、彻底自己干。

  我们在庐山期间，关于苏共中央来信和我们分析研究的情况，我向彭老总和聂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由于在受批判，听完我们的汇报后，没有讲什么意见。聂老总说，苏联不给，我们就自己搞。我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亲笔起草代中央拟的给苏共中央复信稿，在向周总理汇报时，请示总理要不要复信，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中央的决心很清楚，我们回来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年12 月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三年突破，五年掌握，八年适当储备”的奋斗目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建设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必须千方百计地尽快把的核装料生产出来，把的理论设计搞出来。我们调整了建设的战略部署，把在建项目分成一线、二线。一线就是铀生产线，其中包括五个铀矿山和水冶、元件、、浓缩铀、铀冶金五个工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首先把铀生产线建起来，研制就有了核装料。二线是钚生产线，建设刚起步，设计、设备等条件比较差，一时也上不去，就暂时调整下来，继续积极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创造条件再上。

  同时，为了争取时间，铀生产线在正式工厂尚未建成投产之前，先利用研究所实验室搞了八个简法生产装置，因陋就简，摸索前进，很快生产出合格的二氧化铀、四氟化铀、，而且通过实践验证了工艺原理、条件、参数、设备性能和操作规程，积累了生产经验，对于全面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提前掌握生产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苏共中央图谋撕毁协议，中止援助的事，还没有向他们的下属传达。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差，采取了两个行动：一是抢建浓缩铀厂主工艺厂房，搞好设备安装条件，紧逼苏方履行合同，交付设备。浓缩铀厂是生产核装料的关键工厂，12 月初，苏联专家到现场察看，估计至少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完工，结果我们用10 几天时间就把主厂房抢上去了，而且又满足了对清洁度的严格要求，迫使苏方不得不按时提供了主工艺设备，对于保证浓缩铀厂顺利建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组织科学技术人员采取同苏联专家对口学习的办法，千方百计把苏联专家的技术和资料学到手。

  与此同时，我们抓紧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苏联专家什么也不说的情况下，我们就组织朱光亚、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一批新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开展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科学试验工作。一天，我和刘杰同志一起去核武器研究所，看到大家劲头很大，干得不错，就对他们说，人家预言我们搞不成，我们要争口气。你们都是搞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口气变成动力，把我们的事业搞成功。

  1960 年以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一批老科学家和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来的周光召等年轻科学家，陆续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同全体科学技术人员一起，奋发图强，刻苦钻研，英勇拼搏，百折不挠，为我国自力更生研制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当时还比较年轻的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后来都成为我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的领导骨干。

  为了核设备和新材料国产化，我们还抓了扩散机的核心部件分离膜，用于矿浆吸附的离子交换树脂，用于密封垫圈、垫片的聚四氟乙烯，用于扩散机的特种润滑油等核设备和新材料的试制工作，动用了中国科学院和各有关工业部门以及大专院校的科研力量，形成全国的科技攻关协作网。其中分离膜是气体扩散法生产浓缩铀的核心部件，当时苏联人称之为“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机密技术，对我们控制特别严格，其金属配方和制造工艺对我们只字不露。我们由钱三强主持，组织科学院、二机部、冶金部、纺织部、上海复旦大学等研究单位协作攻关，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攻下来，为浓缩铀自力更生、稳定生产创造了条件。

  总的说，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是紧张的，也是很有成效的。我们赶在赫鲁晓夫集团还没有撕破脸皮，把中苏矛盾公开化之前，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技术上做好了应变的准备，加速了自力更生的进程，争取到了主动权，所以到1960 年赫鲁晓夫公然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的时候，我国原子能事业建设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比较稳当地过渡到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

  但是，苏联中止援助，撤走专家，毕竟也给我们造成了若干困难，影响了一些建设进度，看不到这一点也是不切实际的。 1960 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 年。康生摆出一付“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 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 年爆炸。康生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康生明明知道1962 年爆炸做不到，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不怀好意。以后的实践证明，确定在1964年爆炸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1960 年7 月，苏联政府搞突然袭击，一个照会就把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他们这种做法显然很不得人心，不少专家都表示不理解、不满意。我们一是请专家吃饭，二是开会欢送，大讲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不少苏联专家与我们共事几年也确有感情了，临走前用各种不同方式把有关的技术资料留给我们，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继续进行未完工程建设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苏联专家中也有少数表现不友好的，有些应该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装到包里又带回去了。

  他们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再过两年你们只好卖废铜烂铁了”。“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线 年后你们也搞不成”。然而他们的预言完全错了，他们走后只过了四年，也就是1964 年10 月，我们就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当时，我在东北局，刘伟打电线 点钟爆炸，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然没有听到报道。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说不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否真是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映，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中国的爆炸成功，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全国人民和海外炎黄子孙莫不为之振奋、鼓舞。我在二机部工作过4 年多，曾经为此费过一些心思，作过一些努力，当然也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

  我在二机部工作期间，始终与刘杰同志合用一个办公室兼会议室，我们合作得很好，党组同志之间的团结合作也很好。刘杰同志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曾任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 年调到地质部，任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党组书记。1954 年开始参与创办原子能事业，协助同志工作。1956 年成立三机部后，他是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全面工作。他对原子能事业钻研较深，考虑问题思路清楚，善于抓时机、抓关键，有效地推进事业发展。工作刻苦、努力、扎实、细致，我是很满意的。

  刘伟同志是江西兴国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淮海战役，长期在军队工作，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1955 年他从公安部警卫局调到原子能事业上来，先是抓苏联援助的一堆一器建设，对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研基地建设有贡献。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分管基本建设和物资供应。工作有魄力，善于决断问题。能够经常深入现场，重视工程质量，要求严格。

  袁成隆同志，学生出身，参加革命后搞过文化工作、农村工作，担任过德州地委书记和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调入三机部前是中央二办地区工作部组长。他热爱原子能事业，业务上比较钻研，工作热情很高，特别在苏联撕毁协定、中止援助后，抓核燃料系统自力更生，过技术关，抓得较深、较细、较得力，作出明显的成绩。

  1955 年他从公安部经济保卫局调入地质部，担任铀矿地质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仍然主管铀矿地质工作。他对业务也比较钻研，重视研究地质工作规律，根据发展阶段，提出指导方针，对我国铀矿地质勘探事业的发展有贡献。他对队伍管理较严，特别强调艰苦奋斗精神，这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刻。

  钱三强同志是著名核物理学家，重原子核三分裂与四分裂的发现者。1948年回国后，一直积极推动核科学研究事业。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首任所长。成立三机部后任副部长兼所长。他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科学知识、培养推荐科学技术人才、建立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引进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我在二机部工作几年，深感二机部这支队伍素质好。党政领导干部大都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们到了原子能事业部门，发扬战争年代那种“从战争学习战争”的革命传统，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增长了领导才干，有些人成为十分内行的领导者，出色地领导完成了各项建设和发展任务。科技队伍中有一批老科学家、老专家，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在一些重大技术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批年轻的科学技术人员，他们德才兼备，年富力强，思想敏捷，工作积极，是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科技攻关和工程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工人队伍也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不但政治素质好，大都是党团员；而且技术素质也好，不少人怀有高超技艺，解决了许多加工技术问题。所有这些，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事业的胜利成功。

  我在二机部工作，对干部和群众是信任和依靠的。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对一些人思想政治问题的处理，也有不妥，甚至有错误的地方。

  如在1957 年反斗争中，虽然在部机关没有错划的事，但是在基层院所，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技术干部培训班，搞得比较厉害。各单位合计错划了39 个分子，其中有一个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大学生，被错划成分子后送到牡丹江一个农场劳动改造，最后死在那里，令人感到沉痛。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有6 名局级干部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虽然后来我主张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都没有给他们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但是确实给他们在思想上造成非常大压力，工作上也受到了影响。我是当时二机部党组书记对此当然负有责任。

  1960 年，中央决定调我去东北局工作。总理问我，我走了以后，谁接我的工作合适，是否还从军队里找一个人？我说，从军队调人来可以，如军队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由刘杰同志接任部长也可以，请中央决定。后来报到毛主席那里，主席认为刘杰接任部长合适。中央也就这样决定了。

  9 月，我要去东北了，临走前刘杰说吃顿饭吧，我说免了。后来，王鹤寿同志个人花钱在北京饭店请我吃了一顿饭。随后我就离开了北京。